导读 尽管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曾经承诺把苹果iPhone的制造岗位转回美国,但无论从经济还是产业结构的角度来看,这都不是一个可行的选择。

特朗普想把iPhone工厂搬回美国,他行吗?

特朗普最著名的承诺之一便是他的政策将迫使苹果把iPhone生产制造工作迁回美国。由于iPhone自始至终都没有在美国生产过,因此所谓的“迁回” 也就无从谈起。

且不说iPhone的价格是否会因此上涨,单纯从可行性的角度来看,这都是一个完全无法兑现的承诺。

经济因素

特朗普的逻辑是,如果针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施加更高的关税,那么生产自然会转回美国。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毕竟还有很多生产成本更低的地方可以选择。与此同时,美国几乎不可能找到一个能够提供这么大产能的“穷乡僻壤”。

但最关键的问题还在于经济。我们完全没有任何理由希望iPhone能够在美国本土生产。事实上,真正昂贵且有用的零部件已经在美国生产,还有一部分来自日本,中国只不过扮演了组装商的角色——这部分微不足道的流程根本不值得担忧。

还可以换个角度来看:经济的主要目的是创造价值,而iPhone的“生产”过程根本不应该吸引我们的兴趣。

但特朗普的确曾经表示,所有的生产流程都将迁回美国:“我希望让苹果电脑和iPhone的所有生产流程都在美国完成,而不是在中国进行。”他今年3月说,“如果都在中国生产,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帮助呢?”

这位当选总统甚至威胁要向中国征收45%的关税。

《福布斯》杂志编辑约翰·康(John Kang)指出,这或许不会产生太大影响:“这种简单粗暴的战略存在一个漏洞:为了避开特朗普对中国收取的高额关税,苹果可以轻而易举地将产能转移到另外一个国家——那里的成本甚至比中国还低。”

越南便是最有可能的选择之一,但美国本土却很难找到合适的地方。专家表示,虽然从理论上讲,iPhone完全有可能在美国组装,但实际操作起来却非常困难,因为很难将遍布亚洲各地的电子产业链全部转移到西方。

虽然iPhone是在加州设计的,但苹果的存储芯片却是从韩国采购的。而作为iPhone成本最高的元件,显示器同样来自日本。最终的组装工作由富士康与和硕在中国大陆完成。苹果还聘请美国供应商在该国生产玻璃和无线电元件。

但最重要的还是经济因素。常规的拆解分析显示,每部iPhone包含的劳动力成本约为七、八美元。这就是组装一部iPhone的“生产”成本——这部分工作都在中国大陆完成。

屏幕来自日本或中国台湾,芯片来自得州的三星美国公司,设计都在苹果总部完成。换句话说,iPhone最大的利润基本都被美国拿下了。

再来考虑一下组装成本的重要性。按照每部iPhone制造成本7美元,每年销售2亿部计算(虽然并不精确,但肯定非常接近)计算,每年对应的工资总额达到14亿美元,但它的分母却是高达18万亿美元的美国经济总量。由此得出的比例仅为0.008%。换句话说,即使苹果将生产全部转回美国,我们也完全不会注意到任何变化。

有人或许会说,美国的工资高于中国,所以实际影响会更大——美国的电子产品组装工作的小时工资约为十三美元,而中国全天仅为三十美元。换句话说,美国的工资约为中国的三倍,对应的总额约为52亿美元。但与美国庞大的经济总量相比,仍然可以忽略不计。

最后,还应该注意其他一些问题。作为一家以盈利为目的的公司,苹果的产品定价已经达到人们所能接受的极限。所以,即使成本上涨,价格仍然无法增加——这就意味着苹果的利润率会因为成本上涨而受到冲击。换句话说,从经济角度来讲,美国的贸易地位无法得到任何改善。

由于这家公司的利润已经流入到美国经济体系内(没错,即便是那些尚未汇回美国的利润也已经计算到国民经济总量中),而额外的工资则要从这一部分中扣除。

简单来说,让苹果将iPhone生产转回美国国内完全没有任何意义,更没有必要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而制定任何政策。

产业结构

我在一个专门生产钢铁的小镇长大,所以我完全理解失去制造业对一个地方意味着什么,也完全明白由此产生的重大影响。我很理解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强烈呼吁复兴美国制造,因为在制造业繁荣的时期,的确有许多人过着比现在更好的生活。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那些制造岗位再也不会回来。

部分原因在于,生产高科技产品的许多稀土材料都产自中国。由于中国对稀土出口施加了严格的控制,迫使很多海外企业重新开矿,但这些稀土矿现在都陷入财务困境。即便是在中国,由于供给过剩导致价格下跌,很多稀土企业也面临困境。

尽管如此,中国仍在控制稀土的生产和出口。

当然,如果特朗普针对中国施加45%的关税,那么将制造业转回美国所产生的财务影响可能发生重大变化。然而,即使忽略由此产生的贸易战,高技能生产岗位也未必会因此转回美国。巴西就是前车之鉴。

巴西的高额进口关税迫使苹果和富士康在当地开设工厂。全世界唯一一条没有设在中国的iPhone生产线就在圣保罗附近。与在中国制造并在美国销售的iPhone相比,巴西的iPhone售价仍然高出足足一倍。

然而,除了不断扩大的赤字外,巴西政府当年为了引入苹果和富士康年而提供的各种税收和激励政策并没有发挥任何成效。当地政府5年前预计将会因此创造10万个就业岗位,但实际只实现了一小部分,巴西国内承接的制造岗位几乎都是没有技术含量的工作。

由于工资上涨、生产效率降低,富士康也开始大举投资发展自动化技术——这一点与二十世纪后半段的许多美国企业一样。换句话说,即使苹果将iPhone的生产转回美国国内,你所买到的iPhone也并不是“美国制造”,而是“美国组装”。

即便苹果等企业希望将真正的生产工作迁回美国,恐怕也难以招募足够的工人来承接这些任务。库克2015年末接受《60分》节目采访时说:“中国向制造业投入了巨大精力,他们十分重视培养专业技工,而美国已经没有那么多专业技工了。”

所有工程师都明白一个道理,当今唯一一种“真正有趣”的工程岗位就是开发能够生产机器的机器和能够制造工具的工具。这并不是美国过去几十年不断减少的普通工程岗位。

虽然美国的大规模制造业整体都在萎缩,但小规模制造业却在增长。事实上,美国在定制工程方面表现不俗,很擅长开发“制造工具的工具”。

虽然奥巴马任期内对高端制造大力支持,但目前还不清楚特朗普是否会延续这些政策。巴西的教训已经告诉我们,试图重返传统的大规模制造时代根本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要知道,就连号称“世界工厂”的中国都开始逐渐减少这些工作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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